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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川黔、川滇、黔桂等公路通车，贵阳、遵义过往客商增多。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迁到陪都重庆，沿海工商企业大量迁入贵州等原因，使茅台酒的销量进一步扩大，三家酒厂都积极扩大生产，年产量增加到4万公斤以上。据统计，1947年三家酒厂有工人近百人，窖坑41个，共产酒6万余公斤：成义酒厂2.1万公斤；恒兴酒厂3.25万公斤；荣和酒厂0.7万公斤。销售地区扩大到上海、重庆、长沙、广州、汉口等地，抗战胜利后，赖永初将300瓶茅台酒带往香港试销，当即被抢购一空，茅台酒从此进入了国际市场。

新中国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国际会议，使一直不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在事实上不得不认可中国的国际地位。

对总理兼外交部长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外国记者说：这是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着一批更为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不久，他们才从周恩来传奇生涯的简历中，知道他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以惊人的智慧和才能，积极灵活的展开外交。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举行了招待会，招待各国代表、新闻记者和国际友人，茅台酒以其的品质，一下子成了宴会上的话题。宾主十分高兴，在品评着茅台酒中频频举杯沟通感情，茅台酒在与会国家的代表中出尽了风头。

在和西方国家代表唇枪舌战的时候，《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充满人情味的中国戏剧片也成了日内瓦会议场外的热门话题。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感情，周恩来把片名翻译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随后又送给了住在莱蒙湖畔的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卓别林也是在这次会上次喝茅台而把它称为“真正的男子汉喝的美酒”）。

因此，云集日内瓦的外交官们感慨地说：周恩来不仅用艺术促进了外交，同时也把外交变成了一门艺术。

回国后，周恩来总理向党中央汇报时，感慨颇深地说：“在日内瓦会议上帮助我们成功的有‘两台'，一台是‘茅台'，一台是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