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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主要钢铁公司对来自11个国家9种不同产品的51个供给商提出了155项反倾销和反补贴申诉，不过针对的主要是欧共体。国际贸易委员会对近半数申诉做出了肯定裁决，但各方都不愿意对欧洲生产商实施长期而严厉的关税惩罚或对一系列国家和生产商实施各种反倾销税。为了说服企业撤回申诉，里根政府促成了新的自愿限制协定，将11个产品类别的欧共体出口限制在美国市场份额的5.5%。欧洲生产商更倾向于数量限制，因为这些限制能使他们避开极高的反倾销税或进口税，同时又能让他们提高价格。
国内钢铁产业也更倾向于这一结果，因为这样做固定了进口量(而触发价格机制或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会影响价格)并适用于所有欧共体国家。日本继续通过协定，将其钢铁出口限制在美国市场的5%~6.5%，具体数据视产品而定。限制协定没能像国内钢铁产业希望的那样提供那么多的帮助，因为来自不受自愿限制协定约束的国家的进口出现了增长。1982年至1984年，日本、欧共体和加拿大以外的生产商所占市场份额从5%升到了10%。因此，外国产品的整体市场份额持续攀升，在1984年达到了26%。
钢铁生产商对来自韩国、西班牙、巴西、墨西哥、波兰和南非等非自愿限制协定国家的进口产品提出了200多起反倾销申诉，希望能借此填补这项制度的漏洞。为了进一步阻止进口，伯利恒钢铁公司和联合钢铁公司的工人在1984年提出了201例外条款申诉。国际贸易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进口是造成5个产品类别严重受损的实质原因，但没有发现另外4个类别受到损害。申诉设置了时限，因此总统必须在离1984年总统大选只剩8周的时候就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建议做出决定。
总统陷入了两难境地：约有一半的钢铁产能位于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和西弗吉尼亚，因此很多潜在的选票都岌岌可危。国会钢铁议员团强烈要求实施强制性5年配额，将进口限制在国内消费的15%。里根在大选中的民主党对手是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他提议将国外产品的市场份额上限设为17%。里根拒绝了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的关税建议，理由是，在例外条款行动中，“我们的贸易伙伴有权得到补偿或采取报复措施，如果我们的行动会危及钢铁制造业和其他消费产业或美国经济中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其他部门的数千个工作岗位，那么这并不符合国家经济利益。”
相反，他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那些“因进口的不公平激增(之所以不公平，要么是因为倾销补贴，要么是因为其他进口国限制了市场准入，导致进口转移)而使其对美出口在近些年出现显著增长”的国家进行谈判以达成“激增控制”协议或谅解备忘录，其目标是设定“更加正常的钢铁进口水平，也就是说，在不包括半成品钢的情况下，达到大约18.5%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说，总统承诺将确保达成针对所有主要外国钢铁供给商的出口限制协议，协议将涵盖申诉提到的所有产业部门，甚至包括国际贸易委员会驳回的部门，这远远超出了201条款案的范围。
当然，限制协议仍然需要通过谈判达成。在市场份额的配额终敲定之前，钢铁进口量在1984年底和1985年初大幅上涨，导致了更多针对欧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倾销和补贴投诉。到1985年8月，自愿限制协定针对不同产品和不同国家的配额开始生效，涵盖了15个国家，占钢材进口的80%。自愿限制协定按计划将于1989年12月到期。正如里根在1980年的竞选活动中承诺的那样，《多种纤维协定》在1981年被第三次延期。
从1982年到1986年，第三版《多种纤维协定》实际上将发展中国家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年增长率从6%降到了2%，同时还以更加严格的原产国要求以及反激增和反市场扰乱规定限制敏感类别的出口增长。限制措施的覆盖面在20世纪80年代扩大到了其他国家。到1985年时，《多种纤维协定》涵盖了来自31个国家650种类别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进口。然而，与其前身一样，第三版《多种纤维协定》也没能阻止服装进口的快速增长。之所以出现这种增长，是因为配额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而且一些产品类别的利用率极为低下。
外国出口商有足够的空间在不同类别和年份之间转换，从而扩大其出货量：配额用尽的国家可以将其服装产品运至配额没有用尽的国家进行小加工，然后再出口至美国。(比如说，如果一国的衬衫出口达到上限，那它可以将无袖衬衫出口到另一个出口配额没有用完的国家进行后的缝合。)外国生产商也可以改变他们的生产组合，升级他们的产品，从而利用不同类别的不同限制。因此，正如克莱因所说，《多种纤维协定》提供的保护“不是一面坚固的墙壁，而只是一层屏障”。
与之不同，服装业生产的是服装，需要剪裁纺织布料、缝纫并组装，包括压制、染色、洗涤和包装，才能将之转化成衣服和其他成品。这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雇用的主要是非熟练女工和少数族群，其工厂分布在宾夕法尼亚州、南部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由于其生产只能是劳动密集型过程，因此国内企业很难进行创新、降低成本并与那些能够拥有低薪劳动力的外国生产商竞争。结果，进口所占市场份额迅速提高。在该行业，外国竞争造成的失业比例要大得多。
与此同时，自有序销售安排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失败告终后，非橡胶鞋制品市场就不再受到保护，由于国内鞋制品产量的大幅下降，这个市场的进口渗透率急剧上涨。《多种纤维协定》未能阻止服装进口，因此服装生产商、其盟友纺织品公司和工会做出了巨大的政治努力，想要通过立法加强进口限制并减缓就业人数的减少。纺织品和服装业仍然是美国的制造业用工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拥有近200万名工人。该产业的代表表示需要更严格的进口限制挽救就业，还指出国内生产对国防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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